1948年5月16日沙博理与凤子在上海结婚
1944年沙博理戎装照
沙博理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
1985年12月，马海德医生（左）在沙博理七十岁生日宴会上
人物小传
1915年12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，其中文名取“博学明理”之意。
大学攻读法律专业，毕业后任律师。二战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服役，成为一名高射炮士兵。美国由于时局的需要，决定培养一批军人学习世界语言，沙博理被派去学中文和中国的历史文化。
退伍后沙博理利用退伍津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、耶鲁大学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。
1947年远涉重洋来到上海。1948年与中国演员、作家凤子结为夫妇。1952年起在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社从事翻译工作。1963年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。1972年到人民画报社任英文改稿专家。先后翻译出版《新儿女英雄传》、《家》、《春蚕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水浒传》等20余部作品。著有《我的中国》、《中国封建社会的刑法》、《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》等。自1983年起，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。
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虽然我从未失去我身上的美国味儿，但我越来越感到中国是我的国家，我的家园，我的家庭。中国社会有一种从容舒适的温暖和亲切感，我希望永远不要改变。——沙博理
秋日的什刹海一片静寂，湖面波澜不兴，池木温和娴静。阳光懒懒地打在琉璃瓦上，透着一年中最好的光景。
时间刚过正午，喧嚣还未被惊起。郭沫若故居前，人力三轮车一字儿排开，车夫晒着太阳，小声地说着笑。三三两两的游客，沿着湖岸，端着相机，用力收纳京城四季中最美的景致。
沙博理一天中最悠闲的时刻开始了。他撇开拐杖，轻轻慢慢地在大大小小的胡同散步。约摸一个钟头，他绕回南官房的家。
时间刚刚好，似乎就在掩上门的一刹那，喧嚣开始肆无忌惮地飞驰，在窄窄的胡同内外蔓延。
院子静寂深锁，青翠的爬山虎笼住院墙，月季还未凋落，不顾秋风地生长着。沙博理在院子里站了好一会儿，等候一身的喧嚣滤掉，这才轻轻吐出一口气：秋景真好。随即，转身回屋，开始工作。
这一年，沙博理96岁。
远渡
从纽约到上海，几万里的地理距离，1947年，沙博理怀揣着若隐若现的中国梦，登上了前往中国的货船
1947年春。美国退伍大兵、32岁的沙博理刚刚结束了一年半的中文学习，随即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——离开美国，前往中国。
理由是，“逃”与“找”。
逃什么？“金钱万能”、拐弯抹角的律师生活。5年前，沙博理为此逃去当兵，5年后，厌恶的仍旧厌恶，他还是要逃。
找什么？说实话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“富于魅力的东方，应该会有些不同吧？”这个念头闪过一次，就永远定格了。
东方，东方，中国，中国……像所有的冒险者一样，仿佛“逃”从来不存在，此行的目的只剩下了“找”——他热切渴望去中国寻找到什么。
1947年3月，一个阴郁的日子。沙博理一生的寻找开始了。
小货轮轰隆隆地开出纽约港。说不上几分离愁，沙博理瞥了一眼雾气朦胧的纽约港，转过身去，钻进了窄小的船舱。这些年高低行止，他已经习惯了被时间推着走。
旅程漫长而无趣。沙博理不时地走出船舱，试图从视线中找寻陆地的颜色。日升月落，海上除了蓝色一无所有——所有的想象力开始汇聚，各种颜色、声音，从“中国”这个神奇的字眼中喷涌而来。
东方，东方，中国，中国……
海上颠簸了一个月，海水逐渐变黄，当中国广播的声音冲进耳朵时，沙博理沸腾了——他连忙跑上甲板，凝望着在雾霭之中显现的黄浦江岸——方块字藏着的中国就在眼前了。
货船划开大雾，画面“哗”一声打开。
“啪”！一个月来响彻耳际的“中国进行曲”，正欲抛入云端，突然一下子跌落，碎成一地杂音。这是第一眼的中国——一个中国男子穿着长袍，沿着江岸飘过。扶着船栏，沙博理的身体忍不住颤了一下，一个多月来始终热烈的情绪，被眼前的一幕泄得无影无踪。
“长袍”，就像突然扎进诗歌的意象，扰乱了原本韵律齐谐的诗行。
这个意象，沙博理常常提起过。与那个矛盾的心情糅合在一起，恰好拼出了当时中国的模样——浑身散发着中世纪的气味。
带着一种莫名的心境，沙博理上了岸。越往城区走，内心越荒凉，沉重无以复加。周遭的一切，和听到的、读到的、想象的，完完全全不一样。大上海，繁华、光鲜的外表下，贫穷和苦难，肮脏与龌龊，在街上无所顾忌地摊开——正是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情景——“垃圾车每天在各个街头转悠，收集那些冻死的尸首。富人们也知道末日不远，于是抓紧一切时间享乐”。
在中国的第一夜，沙博理睡得昏天暗地。
1947年的上海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“淘金客”，贪欲在各个角落流淌。沙博理——在当时，一个美国人要想在上海站稳脚跟，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。
但，能干什么呢？到上海的时候，沙博理口袋里只剩下200美金，和一包袱美军剩余物资的衣服样品。钱很快就花完，衣服却卖不出去。
迫于生计，沙博理不得不重拾“老本行”，做起了律师。
命运似乎在开玩笑，不远万里逃离的那种生活，却在太平洋的另一端复苏了。
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了。
一个问题开始在沙博理的心里盘桓——走，还是留？
这个一生中被他人无数次提及的问题，只在这一次，沙博理认真想过。
走，回美国去，承认失败，接受嘲讽。无所谓，一个人的内心有多大，世界就有多大，他早已习惯用心灵去丈量世界的大小。
留，眼前的场景不过是暴风雨的前夜，饿殍遍地，鬼蜮横行。大变革快要来临了，他舍不得移开自己的眼睛。
再“看看”吧——他实在不忍心让他的“中国”停留在此情此景。
彼时的“中国”，仍在万里之遥。
结婚
“笃笃笃”，1947年4月的一天，沙博理敲开了在中国的另一扇门，睁开了认知中国的“另一双眼睛”
历史与假设，往往只隔一扇门。门里门外，风景迥异。
假如19岁的沙博理登上了那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火车，而不是被狠狠摔下火车，也许他会像好友杰里那样，在加利福尼亚找到他事业的方向，中国也许就只是他地理常识中微小的一个名词；假如高射炮士兵沙博理按着初衷走进法语课堂，而不是硬着头皮啃起中文，也许他会在诺曼底登陆，获得一个士兵所能达到的最高荣誉，方块字的魅力也许就只是他感官世界中的一团迷雾；假如退伍士兵沙博理重新投入贪财牟利的律师行，没有登上那艘开往中国的小货船，也许他会在厌恶之中度过一生，中国也许只是遥远的国度，只是读来的“乡愁”；假如，“淘金客”沙博理没有遇上凤子……
笃笃笃”，1947年4月的一天，沙博理敲开了在中国的另一扇门，睁开了认知中国的“另一双眼睛”。
门开了，门里门外的两个人四目相对。这一刻，谁也不曾料想就是一生。
“我找凤子女士！”金发碧眼、带着洋腔的中文。凤子心下一惊——
“你是Mr Shapiro？”
“我是沙博理。”沙博理执拗地用中文回应道。
直到现在，沙博理仍清晰地记得凤子当时住的小屋——窗外是褐色的黄浦江，房子就像是轮船驾驶台，每逢暴风雨的日子，房子会轻微地晃动，闭上眼睛，仿佛还能看到波涛汹涌着卷上墙壁。
第一次交谈十分愉快。
回去的路上，月光透过云层，淡淡地照着，大地柔和无边无际。沙博理内心充满悸动——在陌生的国度，能够遇上一个聪明、美丽，而且关心他幸福的朋友，该有多么的庆幸啊。
爱情，有时就是一扇门的距离。这扇门打开，两种生活开始汇聚。
往后的日子平常，他们互为师生，每星期一次见面，从中文到英文，从美国到中国，从戏剧到生活，无所不聊，无次不欢。
闲暇，他们会一起去看京剧、话剧；一起坐在有茶室的花园里品尝龙井，谈论中美文学；一起逛上海的城隍庙，欣赏各种奇异的手工艺品；一起穿过大街小巷，在通宵营业的摊点吃一碗喷香的馄饨或几块油炸馅饼……
很快，那个有关“长袍”的梦魇消失了。凤子感情丰沛，愤怒的时候，眼睛里会冒出火；高兴的时候，笑得像个孩子。沙博理眼里的中国人开始变得色彩丰富。
因为凤子，沙博理也认识了许多文艺界的进步人士。他们经常凑在一起，谈中国，谈美国，谈未来。尽管前面是无尽的黑暗，却少有人灰心丧气，乐观、愉快的精神四处勃发。沙博理大为触动，当初船到上海，遇到的不过是一座麻木不仁、沉疴日重的城市，不到一年时间，不仅拾获一桩可遇不可求的爱情，还捕捉到了黑暗之中孕育的希望。
他已不再满足只当一个旁观者了。
他向凤子求婚。迟疑了一阵，凤子答应了。
毕竟是一场跨国婚姻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向亲朋好友征求意见。原以为困难重重，没想到“一路绿灯”——像是约定好了的，谁也没有感到震惊，理所应当的一对佳偶嘛。这其中包括凤子古板封建的老父亲。
婚讯是被老朋友冯亦代“出卖”的——《美人已属沙博理》一登报，上海滩沸腾了，一时间电话和各种礼物涌来。“本来我们打算旅行结婚，这家伙放出消息，我们就很被动，只好举办婚礼，宴请大家。”
1948年5月16日，在郑振铎的见证下，沙博理和凤子走进了婚姻的殿堂。
婚后的日子甜蜜而危险。
遇上凤子之初，沙博理心里只有钦佩——一个出身名门的姑娘，在一个虎狼横行的城市里，要独立办一份共产党支持的杂志，需要何等的胆识和勇气。
爱上凤子，不可避免地要“卷”入凤子的事业。沙博理是心甘情愿的，他掩护过革命青年躲避国民党的追杀，帮助进步青年编辑主张土地改革的英文杂志，设法冲破国民党的封锁将药品运送到解放区……
黑暗渐渐围拢过来，凤子上了国民党的“黑名单”。
沙博理又一次的“逃”开始了。他舍下律师行，和凤子奔赴解放区。
尽管已经非常谨慎，一路上还是受到严格盘查，危险暗藏。组织上安排的向导对他们说：“算了，别玩命了，你们去北平吧，我们把解放区给你们送到家门口去。”
几个月后，“解放”终于来到家门口。
1949年10月1日，当天安门山呼海啸般的声音冲破北京这片古老的天空，沙博理再次沸腾了，激动的情绪像电流一般传遍全身——这才是他的“中国”——一个充满激情和希望的国度。
即在此刻，沙博理明白，他这一生再也不用“逃”了。中国这扇门打开，他可以心无旁骛地“找”，并将“找”到的中国——大声地告诉世界。
翻译
沙博理小心地拾掇着中、英文之间的距离，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，让不同肤色、不同信仰的人能通过这座桥，看到中国的风景，读到中国的故事
度过最初的激情，沙博理像是走进了围城，却只能在墙头看风景。一个美国律师，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能干什么？大家没底，沙博理也没底。
百无聊赖之际，沙博理捧起一本朋友送的小说，尝试着将其翻译成英文。小说名叫《新儿女英雄传》，讲述白洋淀抗日游击队的故事，文义浅显，斗争味浓，正好对着了沙博理的胃口。
闸门既已打开，激流奔腾不息。等到书完全翻译出品时，沙博理已坐在外文局的办公室里，和同事们畅聊新中国的瞬息万变。他自己也没想到，这一无意的举动，会成就他后半生的事业。
就像置身于暴风雨一般，沙博理一头扑进中文优美的情境里。那些优美的中文就像温暖柔和的阳光，不断地倾泻在他的身上。每一本书，到他手里，都像是写满了方块字的中国，那么富有魅力，使他的心胸豁然开朗。
再也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，能够伸出一只手，带着中国腔调，和世界握手；另一只手，牵着中国的衣袂，紧随中国的步伐。
距离，在无形中消失了。沙博理小心地拾掇着中、英文之间的距离，在两者之间架起一座桥，让不同肤色、不同信仰的人能通过这座桥，看到中国的风景，读到中国的故事。
门外的风，来了一阵又一阵。沙博理如老僧禅定，手中的笔，一直不曾停歇。《家》、《林海雪原》、《春蚕》……这些中国故事，在他的笔下，变成另一种语言，另一种气度，在异国他乡舒展、延伸……
1967年，沙博理开始翻译《水浒传》。彼时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已经袭来，凤子受到冲击，被送到“五七”干校；女儿亚美在通县造纸厂工作，家里家外只有沙博理一人。一个人的生活简单寂寞，相伴的唯有水泊英雄们。
翻译接近尾声时，麻烦出现了——“四人帮”听说沙博理打算把书名定为《Heroes of the Marsh》（水泊英雄），这显然与“四人帮”的“批宋江”、“批投降派”相违背，他们怒气冲冲地冲进沙博理的家里。
“你们说heroes不行，那么Outlaws怎么样？”
“什么意思？土匪？”
“没错，Outlaws就是土匪的意思，是指那些无法无天的人。”
“好吧。”
问题解决了。没想到，这个冲突却让沙博理意外地找到更妥切的词——在英语中，outlaws往往被当做褒义词来用，有“绿林好汉”之意。
翻译向来是苦差事，得嚼碎了，咬烂了，在肚里翻滚千百遍，呕出来的都是心血。更何况译事有三难：信、达、雅。没有十分的勤奋，外加一分的天才，要占遍三者，并非易事。
对沙博理而言，最难的并不是理解字面意思——哪怕是半文言的《水浒传》，也完全可以凭借字典等工具逐句翻译，而是要听得懂文字背后的“回音”。沙博理要做的，就是“尽可能多地阅读中国历史、文化方面的书籍，这样才能听清楚文字背后的‘回音’，领会文字的‘调调’，翻译出最接近作者本意的文本，同时兼顾英语读者的语言和思维习惯”。
靠这样的细斟慢酌，沙博理一字一字爬完了百回《水浒传》。译著出版后，常常被拿来与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旧译本相较。显然沙译赢得了更多的赞誉。美国汉学家在《威尔逊季刊》上评价说：旧译本只是将《水浒传》部分地带给了西方，而沙博理的成就要比原来的译本优秀三倍。他的中文知识使这个译本更加准确、直截了当，而它易懂的英文也比旧本更加优美得体。
更有人评价道：读沙版的《水浒传》，犹如品尝景阳冈上的“透瓶香”，一开酒坛便芳香绕梁，经久不散。沙博理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留下的，恐怕是一座无人能超越的里程碑。
晚年的沙博理和凤子好开玩笑。
凤子是个好老师，沙博理在许多场合这样说。
沙博理不是个好老师，凤子也在许多场合这样说。
这样说，是有根据的。当初，两人互为老师，一人教英文，一人教中文。结果，凤子的英文，只有沙博理听得懂；沙博理的中文，全世界都听得懂。
学者
1984年，由沙博理翻译、编辑、校正的《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》出版。就这样，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，牵起了手来到世人面前
1978年，中国的拐点。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也是沙博理的拐点。
这一年，他搁下翻译的笔——此生能够翻译《水浒传》，他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此时的中国，国门打开，沙博理再也不用通过那只手，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。
卸下翻译家身份的沙博理，并没有闲着。他转身开始了另一段征程，着手捕捞一段丢失的历史。
与以往不同，距离，从遥远的时空赶来——“请给我们讲讲吧，你是个犹太人，在中国生活多年，一定知道古代犹太人在中国的历史。”西方来访者的一再追问，重锤般敲击着沙博理的心灵，犹太人的身份感猛烈袭来。
他坐不住了。整整两年，福州、泉州、厦门、广州、杭州、扬州、上海、宁波、郑州、开封……凡是在历史文献中记载的，有关古代犹太人来过的地方，他一一拜访过。查阅历史文献，拜访学者，约稿。
这段湮没的历史，脉络逐渐清晰。自唐代始，古代犹太人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，在中国文化的阳融和阴柔的渗透下，其独具的民族文化，小溪般汇入中国文化的汪洋大海。而随着他们的语言被遗忘，宗教仪式被抛弃，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中国人日渐趋同，就连五官轮廓也与中国人一样起伏平缓。
一个问题被单拎出来思考：众所周知，犹太人在人类历史上饱受迫害，这种精神苦难增加宗教信仰的深厚度和超越性，也使得犹太人被公认为最不容易同化的族群。但是在中国，他们却逐渐同化，作为一个民族和宗教实体，最后消失了？
所有人都在找寻这一因由。透过那些纷纭的学说，沙博理理出两条原因：从文化层面上是中国科举和文官制度使然。在没有宗教和种族歧视的中国，犹太人被平等对待，他们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以竞争官职。这就意味着，他们从小就得熟识中国文化，置身于传统的中国思想和儒家学说的支配之下。文化的同一，必然带来通婚的大量出现。这就逐渐从犹太人的家庭生活中消灭了宗教痕迹，削弱了犹太人的社会和文化的凝聚力。就这样，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所独具的特征，在中国被连根拔除了。
不管是哪种原因，“在现代中国，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，犹太教作为一种宗教，已经不复存在了。”
这个结论，偶尔会让沙博理感到遗憾。为了追寻古代犹太人的遗迹，他曾兴致勃勃地找到古代犹太人的后代，希望从他们身上能找到和他一样鲜明的犹太人特征。而每每除了想象，唯剩一声叹息。历史与现实无法拼接。
1984年，由沙博理翻译、编辑、校正的《中国学者论述中国古代犹太人》出版，很快引起了轰动。就这样，古代犹太人和现代犹太人，牵起了手来到世人面前。
此后，学者沙博理频频应邀参加各种研讨会、演讲、接受采访。不管在哪一种场合，他都在用历史事实和现实亲历证明一个定律：如果说犹太人是最难被同化的民族，中华文化恰恰就是最包容异己文化的一种文明。
文明之间的交融，远远比冲突更有力量。
1987年，在香港的一次犹太人学术研讨会上。当沙博理作为中国的唯一代表走进会议厅时，一位代表讥讽说：“你不大像中国人。”沙博理带着微笑反驳：“你也不大像犹太人。”
全场哄笑。
笑声里，没有种族，没有国度，没有距离。（本报记者吴晓杰）
